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年）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目标、新任务，为各部门、各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指引。2022年，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重大部署，为新时期、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积极推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落实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执行，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切实支撑美丽中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明确我国新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优先领域和优先行动，为各部门各地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指引。

优先行动 3：生物多样性规划计划体系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及其多重价值观持续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部门的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及有关行动方案，依据国家相关发展规划，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生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安全管理、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

领域实施方案，加强监督实施。鼓励各地制定和更新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明确省、市、县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自愿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规划、计划实施的评估监督机制，促进其有效实施。到 203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有关领域中长期规划。

优先行动 4：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

建立健全全覆盖、多层次、多元化的生物多样性宣传科普体系，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优势，加大新媒体平台推广力度，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模式，推出生物多样性重点融媒科普产品，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典型案例、重大项目成果等宣传普及，全方位讲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故事，宣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探索建立高效协同传播机制，实现内容传播共享互通。加强与科研院所、公检法机构合作，提高科普宣传和普法宣传水平。将生物多样性教育纳入教育培训方案，结合自然教育、生态体验、野外探险等产业发展，引导各地依托当地生物多样性特色为学生和社区居民提供教育培训。完善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充分依托现有自然博物馆、动植物园、种质资源库等，推动形成中国生物多样性博物馆体系，推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自然教育园区等建设，推出一批具有鲜明生物多样性教育示范意义和激励作用的陈列展览，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学习体系。到 2030 年，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显著提升。

优先行动 5：企业与生物多样性

科学评估企业经营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推动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及其监督管理活动内容，以及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等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引导采取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遵守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要求，推动建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及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企业组织管理流程和认证体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治理。倡导企业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建设活动，减少或修复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完善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建设，探索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项目投融资决策。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形成可持续发展及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定期监测、评估和披露重点行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和影响。

优先行动 6：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

编制出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方案，推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积极行动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完善生态绩效管理和激励政策。培育生物多样性友好型消费和生活方式，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公平的方式减少消费足迹，减少食物浪费和过度消费。拓宽全民参与渠道，发展生物多样性公民科学，研究建立各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搭建以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手段的全民参与监督平台，促进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积累、共享和良性发展。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司法保障，完善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机制和违法活动举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支持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强化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相关热点问题。创新发掘适宜不同人群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保障妇女、儿童、青少年以及残疾人群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权利并发挥其积极影响。到 203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体系全面建立，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参与度大幅提升，生物多样性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基本形成。

优先领域二、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

优先行动 7：生态空间保护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开展动态监测及保护成效评估，强化生态环境监督。加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监督，筑牢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配套政策。优化海洋生态安全格局，完善围填海管控和岸线开发管控制度，严守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底线要求。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用途管制等要求，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依托生态空间相关监督平台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将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纳入大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利用等项目的管理要求，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到 2030 年，重要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得以保持，重要生态系统退化及栖息地丧失得到基本遏制。

优先行动 8：生态系统恢复

完成陆域、海域生态分区，开展生态恢复重点区域识别与判定，坚持自然恢复为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持续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强化湿地和草原生态修复，推进防沙治沙和石漠化治理，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采取近自然工程措施开展栖息地修复和生态廊道建设，提升栖息地连通性，扩大适宜栖息地范围。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标准规范，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绩效评价体系。适时开展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成效评估。到 203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5%左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0%左右，至少 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退化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态系统质量、功能和稳定性明显增强。

优先行动 9：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全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提升重要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及其重要栖息地（原生境）保护水平，全面提升自然保护地资源保护管理水平和生态服务质量。创新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ECMs），加强对自然保护地外分布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小区）的保护。探索公益治理、社区治理、共同治理等方式，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法规、管理和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监测站点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到 2030 年，至少 30%的陆地、内陆水域、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3030 目标”），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左右，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陆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均达到 80%左右，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提升。 

优先行动 10：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

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构建由国家植物园、植物园、扩繁与迁地保护研究中心和种质资源库等组成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加强珍稀濒危物种种源繁育基地建设，有序开展野化放归，建设国家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基因库。加强国家生物遗传资源迁地和离体保藏工作，强化野生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全面推进农作物、畜禽、林草、中药材、海洋和淡水渔业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大幅提升资源保存总量。科学构建珍稀濒危动植物迁地保护群落，维持和恢复本地、野生和驯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深入实施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等 7 个物种保护行动计划，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严格管理动物园、海洋馆和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场所，规范展示展演等商业活动。到 2030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体系。

优先行动 11：野生物种可持续管理

加强野生动植物可持续管理，完善特许猎捕证、采集证、捕捞许可证、人工繁育许可证、经营利用许可证及专用标识等重点野生动植物利用管理制度，尊重当地居民可持续利用习惯和生活方式，强化野生物种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监管，降低人为导致野生动植物灭绝风险。加强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健康管理，科学防控和降低亚洲象、熊、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风险以及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危害，建立种群调控限额制度，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推动化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加强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到 2030 年，野生物种可持续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优先行动 12：生物安全管理

强化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协同推进外来入侵物种和有害生物联防联控。加强外来物种风险评估体系建设，严格外来物种引入和生物技术产品环境释放审批，强化“异宠”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加强多部门联动，开展 “严防外来物种入侵三年专项行动”，提高口岸检疫、检测、鉴定及风险防控能力。推进外来入侵物种识别、普查和监测预警。做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优化监测站（点）布局，加强重点外来物种发生区域和入侵高风险区域监测预警。强化外来入侵物种和有害生物精准查验、快速鉴定、智能预警、溯源监测、风险评估和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应用。完善生物技术产品环境释放风险评估与监管技术支撑体系，跟踪监测转基因生物等生物技术产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制新兴生物技术产品精准检测与快速筛查技术，构建其环境风险评估模型及指标体系。到 2030 年，形成生物安全联防联控机制，生物安全风险感知识别、监测预警、评估与防控能力显著提升，已知或潜在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和定殖率至少降低 50%。

优先行动 13：环境质量改善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强化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系统推进城镇、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处理，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推进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完善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回收行动，加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逐步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强化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大力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整治，大幅减少塑料垃圾填埋量和环境泄漏量，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科学制定并实施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降低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到 2030 年，所有来源的污染风险得到有效遏制，农业源氮、磷污染物排放强度显著降低，10 种高毒剧毒农药得以逐步淘汰，劣Ⅴ类国控断面、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塑料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优先行动 14：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统筹制定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强化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支撑体系建设。加强重大气象灾害和气候变化对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物种和脆弱生态系统的影响监测评估和预报预警，提升气候风险管理和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探索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EbA），增强生态系统气候韧性及碳汇功能。建立生态系统碳源和碳汇监测核算体系，研究评估重要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汇提升潜力。制定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技术规范，构建气候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的技术方法和政策支撑体系。到 2030 年，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稳碳增汇、气候行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的支撑体系，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影响常规监测和风险预警系统，生态系统气候韧性和碳汇能力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增效稳步推进。

优先领域三、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

优先行动 15：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

强化国家层面种质资源利用平台和共享体系建设，推进生物资源安全共享和有序开发。强化对生物资源的发掘、整理、检测、筛选和性状与功能评价，构建种质资源 DNA 分子指纹图谱库、特征库和数据库。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性科研和商业化育种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育繁推一体化发展。加强国家级和省级育制种基地建设，进一步优化良种生产区域布局。提高种质资源品种改良生物技术水平，推进酿造、燃料、环境、中药等方面替代资源研发。到 2030 年，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更加健全完善，鉴定评价和开发共享能力大幅度提高，打造一批育种创新平台，选育推广一批突破性新品种，建成一批现代化良种繁育基地，全面提升良种化、智能化水平。

优先行动 16：农林牧渔可持续管理

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进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协调，增强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进生态沟渠、生态廊道等田园生态景观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共生种养等生物多样性友好做法，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水平，促进土壤健康，恢复蜜蜂等传粉昆虫种群。完善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政策，降低草地过载压力。建立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完善休禁渔和限额捕捞制度，持续推进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实施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增殖型、养护型和休闲型等为代表的海洋牧场示范点。严格执行休禁渔制度，积极实施公海自主休渔，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IUU）渔业活动，积极推进海洋捕捞限额试点，实施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适度有序发展林下经济、生物经济、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完善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加强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提升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态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到2030 年，建立健全长江、黄河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长江上游鱼类种群数量和多样性得到显著提升，农林牧渔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传粉昆虫受威胁风险显著降低，土壤健康等级明显提升。

优先行动 17：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标准，开展重点区域生态产品基础信息普查及综合价值评估，逐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平台和市场交易体系，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原生态种养、生态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特色生物资源加工利用等，推广生物多样性友好技术和传统做法。鼓励打造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和规范生态产品认证评价标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推动生态产品国际互认。加快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鼓励社会资源和地方社区以多种形式参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产品开发及特许经营活动。鼓励地方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产品价值进行损益核算和补偿。到 2030 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基本建立，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显著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明显提升。

优先行动 18：城市生物多样性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城市相关法规、规划和政策制度体系，编制实施国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规划。开展城市生态系统、物种、遗传资源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评估，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常态化监测。推进实施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强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蓝绿空间及生态廊道建设，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自维持能力，增强本地生物多样性、生态连通性和完整性，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增进城市居民与自然的联系。加强城市物种及遗传资源的迁地与就地保护设施建设，建立完善城市外来入侵物种风险防控、人兽接触及疫病传播风险防控机制。推进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城市建设，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智慧化改造及各类示范创建过程，加快推动社会公众生物多样性体验设施建设。到 2030 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初步建立，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蓝绿空间面积、质量和连通性大幅提高。

优先行动 19：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加强对我国生物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等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完善获取、利用、进出境审批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开展生物遗传资源流失风险评估，提高生物资源安全风险识别和分析能力，编制重点监管生物遗传资源名录，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制定重要生物遗传资源申报登记办法，加强对遗传资源及其相关的新兴生物技术产品的登记和来源管理。加强生物遗传资源信息管理，促进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开发利用、进出境、知识产权保护、惠益分享等监管信息跨部门互通共享。鼓励企业和私营部门通过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开展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到 2030 年，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利用与惠益分享制度基本确立，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得到基本遏制，特色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培育不断加强。

优先行动 20：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

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编目，对农牧、中医药、传统工艺、民俗和游艺等领域中具有较高价值的传统知识进行抢救性调查、挖掘和整理，开展数字化、影像化记录研究。建立传统知识保护和登记制度，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制度和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深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登记和申报，强化认定管理。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鼓励具有典型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农业种质资源、食品、中药、工艺产品等依法申请商标保护，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建设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和中医药文化馆等场所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研学体验和普及传播活动，推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融入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文化自信。到 2030 年，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政策体系，传统知识保护和传承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优先领域四、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

优先行动 21：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

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术标准体系，推进调查监测工作标准化和规范化。统筹衔接各类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京津冀、近岸海域等重点区域生态系统、重点生物物种及重要生物遗传资源调查。充分依托现有各级各类监测站点和监测样地（线），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生态质量监测，提升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持续开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以及农作物和畜禽、水产、林草植物、药用动植物、菌种等种质资源调查，探索开展野生生物遗传多样性调查。及时调整并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定期更新生物物种及生物遗传资源名录，确定并发布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整合建立多方合作调查监测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调查监测工作。到 2030 年，基本上实现重点区域生态系统、重点物种和重要生物遗传资源定期调查和常态化监测全覆盖，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优先行动 22：生物多样性评估

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成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种资源经济价值等评估标准体系。定期开展全国生态系统、重点生物物种及重要生物遗传资源状况评估，每 5 年发布全国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报告，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建立国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年度进展报告制度，跟踪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 年）》执行进展以及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贡献。关注重大政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开展大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应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到 2030年，形成较完善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标准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重要生态系统、重点生物物种及重要生物遗传资源的定期评估制度。

优先行动 23：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督

健全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开展跨部门和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建立健全执法信息交换机制。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行为和整治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相关专项行动，以“中国渔政亮剑”、“昆仑”等专项执法行动为载体平台，定期组织开展水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海洋伏季休（禁）渔和内陆大江大河（湖）禁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运输、交易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互联网违法犯罪的监管执法，规范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健全案件分级管理、应急处置、挂牌督办等机制，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相关犯罪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行政执法能力，完善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鉴定和价值评估体系，加强检察机关提起损害生物多样性公益诉讼工作。到 2030 年，形成完善的生物多样性执法监督体系，持续保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控的高压态势，野生物种的使用、收获和交易的合法性显著提升。

优先行动 24：生物多样性智慧治理

依托生态空间相关监督平台和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整合利用各级各类数据库和信息系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信息系统管理、集成展现和深度挖掘。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多样性监管数据融合与共享体系，推进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数据汇聚融合，促进社会生物多样性数据资源上传整合，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数据共享。推动智慧治理模式创新，建立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机制，研发动态监测、趋势研判、影响评估、预测预警等功能模块，提升生物多样性智能感知、精准监管和系统治理能力。充分发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作用，依法依规推动数据信息开放共享，提升政务公开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到 2030 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

优先行动 25：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可持续利用领域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攻关，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备研发，研究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专业教育优势，推进科教结合，加强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和培训交流，加大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智库建设。完善人才多元化评价机制，健全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机制。强化培训机制，提高现有人才队伍专业技能和管理决策水平，提升国际交流能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配置大型科研仪器等科研设备，完善资源库、样本库、数据中心、科学观测研究站和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和转化应用平台，推动科学数据管理和资源开放共享。到 2030 年，生物多样性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基本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的科技基础设施设备体系，高素质、专业化、国际化人才队伍与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相适应。

优先行动 26：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强化各级财政资源的统筹调度和优化配置，根据需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予以重点支持。调动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引导资金的调控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源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积极争取国际资金支持。探索在绿色金融体系中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动员更多社会性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探索建立市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补偿机制，完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推动生态产品可交易可抵押可变现。逐步改革和淘汰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将生物多样性项目纳入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充分衔接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投融资的共同惠益和协同作用。到 2030 年，基本建立生物多样性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资金投入水平、使用效益和透明度明显提升。

优先行动 27：国际履约与合作

主动参与全球多边环境治理，切实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积极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建立生物多样性履约支撑技术体系，做好国际国内工作统筹协调。积极参加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谈判和标准制定，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条约和文书的协同增效。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筹建工作，借助“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等现有双多边环境合作机制和平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领域双多边对话合作，推动知识、信息、科技交流和成果共享。联合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聚焦生物多样性前沿热点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继续积极参与打击跨境生物资源贸易犯罪国际专项联合执法行动，深化野生动植物跨境联合保护与合作交流。做好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启动及运行工作，完善基金管理运作机制，切实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到 2030 年，持续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生物多样性国际履约与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中央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发挥好国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整体部署和系统推进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工作，全面指导并监督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实施。细化部署任务分工和实施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先行示范，探索有效模式和有益经验。各成员单位加强协调配合，立足职能，制定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组织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地执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统筹协调机制，具体实施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工作。

二、落实各方责任

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责任，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作为各地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与污染防治、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协同增效。各地要科学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系统谋划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和工程项目，加强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确保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精准落实。完善政府主导、企业行动和公众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拓宽公众宣传和社会参与渠道。引导企业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主动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责任，鼓励企业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严格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家和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和监督检查，协调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定期向国务院报告相关情况。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和问题向生态环境部报告。

四、强化科技支撑

在国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领导下，成立生物多样性专家咨询委员会，分析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对重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决策部署、改革措施等进行论证审议并提出意见建议，参与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各地可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库，对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和决策进行技术研判。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领域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推动科技成果、关键技术的转化应用。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专业教育优势，加强生物多样性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履约、合作交流能力。

五、加强资金保障